医院的院子里，去年12月底盛开的梅花慢慢凋谢了，两棵樱花树冒出了粉白色的花朵。
南楼7层ICU病房正逐渐走出最艰难的日子。
作为最早收治新医院，医院也是最早打响抗击新冠肺炎战“疫”的地方。护士长瞿昭晖所在的南楼7层ICU病房收治的都是危重症患者，一直处于战“疫”最前沿。
瞿昭晖清楚地记得，年12月29日下午，她接到科室主任吴文娟打来的电话，说病房晚上要接收8名转院来的传染病病人，让护士们做好三级防护。
这样的通知，医院的护士长来说习以为常。始料不及的是，随后的这场战“疫”竟前所未有地艰难。最难的时候，7层ICU病房里病魔横行，一天要带走好几名患者的生命。医护人员长期超负荷工作，身心俱疲。
随着全国驰援武汉医疗队的加入，7层病房16张病床的战事发生了变化。2月29日，7层病区空出了3张病床。医院来驰援的医生郑霞说：“终于看到曙光。”
护士晕倒在病房，但醒来后坐一会儿，起来接着抢救病人
医院是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医院，曾为备战年武汉市承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，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习。得益于这次演习，当时南楼7层的相关防护设备很齐全。
最初转来的这批病人，被医院副院长黄朝林和会诊专家诊断为“病毒性肺炎”，并且需要转到专门收治传染病人的医院。
南楼7层拥有全院仅有的两间负压病房，还有两间层流病房（即通过空气净化设备保持室内无菌的病房——编者注），共16张床。病房在设计之初，就已经预设了“三区两通道”的应急预案，所以也具备最快时间收治烈性传染病患者的能力。
最开始，南楼7层收治的患者还不都是危重症患者。两三天过后，16张床就满了。因为这里拥有全院最完备的重症救护设施和队伍，要优先收治危重症病人，病情较轻的病人就被转到其他病房。
瞿昭晖回忆说，后来送来的病人大多病入膏肓，救治和护理难度非常大。病人管理、院感防控等流程，也是瞿昭晖在摸索过程中理顺的，“以前可以给一个护士安排4个病人，现在护士穿了防护服再加上病人情况危重，一个护士管3个病人都很吃力”。
1月中旬，战事日趋白热化。李露还记得，有一天她在值中班，忽然转来4名危重病人，其中一名刚进病房就心脏骤停，穿着防护服的李露赶紧通知医生，然后马上给病人进行心肺复苏，另外一名护士开始找心肺复苏仪、除颤仪等设备，还有一名护士抓紧给病人注射肾上腺素。
医护人员使尽浑身解数，抢救了半个多小时，病人还是没有抢救过来。正当李露对逝者遗体进行消毒时，另外一个刚送进来的病人也发生了心脏骤停，一场争分夺秒的紧急抢救又开始了。
不仅人工心肺复苏十分消耗体力，使用心肺复苏仪也需把昏迷病人的身体翻过来，然后把心肺复苏仪的底座插到病人身下。
整个过程李露几乎都在奔跑，并且一直戴着“恨不得十几公斤重的动力送风呼吸机”。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，动力送风呼吸机会不停地往李露的防护服里吹送过滤干净的空气，“其实是凉快一些”，然而连续抢救病人的那天晚上，李露贴身的衣服仍然一直是湿的。
第二位病人抢救成功后，第三位病人心脏骤停，又是半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。当晚11点左右，李露弯腰拿东西，忽然一阵眩晕，倒在地上。
其他人都在忙着抢救病人，没人发现李露晕倒了。李露自己在地上坐了一会儿，感觉恢复了一些，紧接着站起来，又投入到抢救病人中。在李露印象中，当天病人几乎快满床了，算上她一共才有4名护士值班。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，现实条件不允许她倒下。
一直到第二天深夜2点多，李露才出病房。她记得，那天走出病房后，手脚控制不住地发抖。可能是因为疲惫，也可能是因为工作节奏太快，导致她有些亢奋。那天晚上，她完全没有睡意，“心有余悸，很想找人倾诉，拉着同事聊了很久”。
李露第二天得知，第二位抢救过来的病人后来也去世了。
最难的时候，感觉看不到希望
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。1月22日，和大家长期并肩作战的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确诊感染新冠肺炎。几乎同时，ICU主任吴文娟也被隔离。ICU里原本只有5位医生，另外两位医生也因感染肺结核而暂停工作。
李露记得，那段时间大家都不怎么说话，气氛很压抑。
瞿昭晖终于撑不住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她觉得自己头晕眼花、脚底发软，就找个地方坐下来吸氧，后来发现坐也坐不住，只能躺下。那个时候，瞿昭晖的体力已经透支了20多天。她回忆说，病房的死亡率最高的时候，她感觉看不到希望。医护人员已经竭尽全力，但还是留不住那些鲜活的生命。
从一开始，南楼7层的医护人员就作了最高级别的防护准备，因此李露一直都戴着动力送风系统。但是每增加一层防护设备，医护人员的工作阻力就多一层。
动力送风系统吹进来的风会把防护服吹得鼓鼓的，李露说，动作灵敏度会下降很多，而且听力也会受影响。有时心情很烦躁，压力大的时候，李露会躲起来发脾气，甚至会骂一两句来缓解压力。
有段时间，李露感觉胸痛、呼吸困难，晚上得像病房里做俯卧位的病人一样，趴着才能勉强睡着。她觉得自己可能被感染了，专门去作了核酸检查，结果是阴性。等结果出来后，李露才有勇气和其他人交流这件事，发现身边好多同事都这样怀疑过自己。
护士们胸痛的原因是长时间佩戴N95口罩，由于口罩密闭性好，他们只能拼命呼吸才能保持需氧量。外援没有来的那段时间，护士们一天四班倒，平均每班6个小时，然而由于看护病人的工作繁重，常常在病区里一待就是12个小时，抢救病人时的紧张心情又会加剧耗氧。
李露护理过一位医生。这位曾经救死扶伤的医生医院的副院长，她躺在南楼7层的病床上，插着管。李露觉得这位50多岁的医生“像个无助的孩子”。
晚上醒着的时候，这位医生一咳嗽，呼吸机的警报器就会响。她很害怕，需要拉着李露的手才有安全感。李露安慰她说：“不要紧，我在这里陪着你，监护仪上的生命体征都是正常的。”
李露说：“她不是依赖我一个人，而是依赖每一位医护人员。她之前昏迷，能醒过来简直是奇迹，所以特别信赖我们科室救治过她的医务人员。”
最难熬的时候，瞿昭晖要面临多重压力：主任被隔离，病房的事不知道找谁商量；同事低落的情绪需要安抚；前来驰援的同行要帮忙对接。她一遍遍给自己心理暗示：越是这个时候，越是不能倒下。
乌云有了要散开的迹象
在瞿昭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四面八方的援助力量开始往南楼7层聚集。
1月23日早晨起床后，广州医院的桑岭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刷新闻，当他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时，心里咯噔一下：“疫情已经这么严重了！”
当天上午，桑岭便接到国家卫健委的临时调派通知，要求他驰援医院ICU，且当天晚上务必到达。此外，医院、医院、医院也各有一名重症医学专家接到同样的通知。
1月24日，农历大年三十的早晨，桑岭踏入医院。医院“安静得有点过分”。医院地处武汉郊区，绿化面积很大，院里有一片片的“小树林”，平时很少能见到人。
医院之内，战“疫”波涛汹涌。
当天早晨，桑岭和医院的郑霞被安排到南楼7层。两位医生各负责一组医疗队，每组医疗队负责8张病床。
郑霞到岗后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前一天晚上有4位患者去世了。这位工作了10多年的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回忆说：“一听就觉得超级震惊。”
郑霞进到病区后发现，“所有的患者病症都非常重，不是气管插管就是靠无创机器辅助呼吸，机器提供的氧气浓度已接近纯氧的状态”。空气中的氧气浓度大约是21%，如果机器给人提供的是接近%的纯氧，那就意味着呼吸机能给提供的氧接近尽头了，“但这些患者的生命指标还不是很好”。
投入工作的第一个上午，郑霞“忙到人仰马翻”。这边的患者呼吸衰竭了，我赶紧去插管。管还没插完，另外一个患者就感染性休克了，我赶紧再跑过去。基本上一直在跑来跑去。”
第一天工作结束后，桑岭身心疲惫，没想到这场“战斗”会如此艰难。
接下来几天，桑岭发现一位已经插管的病人呼吸功能有好转，和郑霞商量后，二人一致决定给这位病人拔管。
拔管之后，这位患者出现了痰堵、血氧饱和度波动的状况，但是很快就缓过来了，又观察了3天，情况也没有恶化，便成功转到普通病房。这是南楼7层第一位成功拔管并转出的病人。这对当时医护人员的鼓舞不言而喻。郑霞说：“虽然还摸不清楚这个疾病的规律，但这让我们看到，重症患者还是有好转和治愈的希望的。”
郑霞解释说，当时这位患者正处于可以尝试拔管的窗口期。如果错过了这个窗口期，病人一旦发生误吸，可能就拔不了管了。
笼罩在金银潭南楼7层上面的乌云，终于有要散开的迹象了。
对疾病的未知仍是救治最大的困难
面对一支临时组建起来的队伍，郑霞首先需要摸清楚这支队伍的具体情况。当时医疗人员比较复杂，除了重症医学背景的医生，还有本院艾滋病病房的医生。调整工作安排后，重症医学的医生负责主要的诊治工作，本院艾滋病病房医生因为熟悉本院医嘱系统，可以承担写医嘱等工作。
其次是医生进入病房和护士一起看护患者，帮患者翻身、吸痰等，“这是一个培养团队协作的过程”。
最重要、最耗时间的就是寻找患者的发病规律。郑霞说，来这里后发现，自己以前在监护室里摸索出来的经验和规律在这里并不适用，“病情发展得太快，一转眼的功夫，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就可以从接近%掉到只有40%左右”。
郑霞坦言，目前很难掌握新型冠状病毒的变化机制，病毒的复制能力和作用机制都不清楚。因此，患者从轻症转成重症、从重症转到危重症的关键点是很难掌控的。加之核酸检测的局限性，很难明确病毒载量是否下降，进而很难评价治疗效果。
然而，对患者的救治一刻不能停歇。郑霞说，现在ICU的医生只能用尽各种方法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，希望通过患者的自我修复能力战胜病毒，也希望他们能等到新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物出现。
桑岭和郑霞有了共识，在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前提下，重症病房医生的责任就是尽量给患者提供生命支持，然后进行基础病的治疗，“把人缓过来，让他的免疫力提上来，再攻克病毒”。
在两位专家看来，对重症患者的救治，其实业界已经有了成熟且规范的诊疗指南和相关共识，只不过刚开始由于人力不足、队伍不齐等原因，救治很难到位。随着各地驰援力量的补充，更应该把患者诊治的事情常态化，提高患者的救治效率。
终于看到了曙光
睡觉这件事，对于参加南楼7层战“疫”的医护人员来说似乎各有各的困扰。
李露曾经有几个晚上躺在床上胸痛、喘不过气，医院吸氧气。瞿昭晖在刚开始的一个月，几乎每天就在更衣室里睡三四个小时。桑岭刚来驰援的晚上常常无法顺利入睡，“觉得胸口像有什么东西压着，很闷，其实就是精神压力大”。从前一觉睡到天明的郑霞来到医院工作后，半夜常常会醒来，总要折腾半个多小时才能睡着。
后来，大家的睡眠问题逐渐得到缓解。医护人员明白，这离不开大环境的改变。2月17日，全国已有1.1万名重症医学科医务人员驰援武汉，占全国重症医学科医务人员总数的10%。南楼7层的救治压力被分担了很多。
2月22日，郑霞告诉记者，那两天病房里更是罕见地出现了两张空床。3月2日，当天病房里有5张空床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随着对新冠肺炎病人诊断时间的提前，病人在早期便开始治疗，后期发展成重症的病例在减少，后来收治的重症病例病情的危急程度也开始降低。一方面是病人患病程度的减轻，另外一方面是诊疗方案、流程越来越规范化，近期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也不断提高，越来越多的插管患者成功拔管并转到普通病房。
郑霞觉得，自己终于看到了曙光。
疫情开始后，瞿昭晖就让自己的家人离开武汉，回老家去了，包括她5岁的女儿。女儿在“什么时候可以打败病毒？”瞿昭晖只能回答：“我也不知道，估计会很长时间，一旦打败病毒，妈妈就回老家去接你。”
女儿7月过生日，瞿昭晖说，她也无法预计7月可不可以陪女儿过生日，但是她可以肯定的是，“接收新冠肺炎患者从我们这里开始，最后也一定在我们这里结束”。到时候，外省的医护人员先撤离，医院、本院其他科室的再离开，南楼7层的医护人员一定会坚守到最后。
